馬英九近日稱，臺灣以“憲法”為處理兩岸關系最高指導原則；建立“互不承認主權、互不否認治權”的共識，雙方才能放心向前走。他還說，德國統一的模式或可作為兩岸關系發展的借鑒。報道稱，馬英九還提到兩岸以“九二共識，一中各表”為基礎推動和平發展。德國統一模式是如何的？我們不妨回顧一下。

1961年8月12日，東德政府根據人民議院通過的法令，于8月12～13日夜間修筑柏林墻。目的是制止東德居民包括熟練技工大量流入西德。原為鐵蒺藜圍成的路障，后改筑成兩米高、頂上拉著帶刺鐵絲網的混凝土墻。在正式的交叉路口和沿線的觀察塔樓上設置警衛。1970年，東德政府把柏林墻加高到3米以阻止居民逃向西方。到1980年，圍墻、電網和堡壘總長達1369千米。除筑墻外還嚴格限制西柏林與東德之間的人口流動。從建立到倒塌的28年間，柏林墻隔絕了東西柏林，分割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，也制造了不少骨肉分離的人間悲劇。1989年，昂納克以健康為由辭去黨和國家一切領導職務，國務委員會副主席埃貢-克倫茨當選為德國統一社會黨總書記。克倫茨上臺立即表示要推行改革，要實行“自由選舉”，然而克倫茨的一個驚人之舉乃是11月9日突然下令鑿開了“柏林墻”，宣布開放東西柏林、東西德的分界線，頃刻間，民主德國居民像潮水一般迅猛地涌向西柏林和聯邦德國各地。長久以來作為東西方對抗最有力標志的柏林墻最終被推倒了，有近一萬名東德公民涌入西德與他們自1961年因關閉邊境而被迫分離的朋友和親戚們再度團聚。

正如評論所說的，墻之寓意要遠比民族國家的分裂更為深遠，它是劍拔弩張的孤立狀態的象征，它不僅僅意味著國家的分裂，同時意味著在貧困與富庶，文明與落后，或者在不同膚色的人群之間劃出一道鴻溝。

柏林墻被推倒后，西德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來支持原東德的經濟建設，首先就是在原西德的公民中征收眾所周知的“團結稅”，也就是說，兩德統一以后，為了加速東德的經濟建設，在西德的從業者中，按照收入的比例，增收一定的稅款投資東德的建設。德國政府采取了包括平衡社會保障、稅收優惠、鼓勵西部企業到東部投資等一系列促進東部經濟發展的措施，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對東部進行“輸血式”財政援助。德國政府從西部引進大量資金、設備、技術和先進管理經驗，使東部的工業體系趨向合理，產業結構逐步完善，并初步形成了以化學、電子和汽車制造為重點的經濟發展格局。近幾年，東部加工工業發展迅速，其產值在東部經濟中的比例上升到目前的近18%。

一般來說，很多人都以為柏林墻之所以被推倒，是因為東西德對執政黨的不滿，對實行的政治制度不滿，把柏林墻的倒掉視為一種制度對另一種制度的勝利。而其根本的、重要的因素卻是在德國人內心強烈的民族認同感的驅使下促成的，如果說柏林墻倒掉需要一個理由，那么不應該是所謂制度和政黨的勝利，而是人性原始歸依的勝利。一個強大的民族，是不可能被墻壁或海峽，或邊境永久隔開的。因為，對民族的認同感和依附感不會因為時代、朝代的變更而消亡。

已離開大陸懷抱幾十年的臺灣，只是因為當年國民黨的戰敗逃離，當年兩黨間的恩怨造成了今天兩岸人民隔海相望、骨肉分離的局面，與東西德的硬生生分隔開有何不同呢？大陸與臺灣的那片海洋，就是中國式的“柏林墻”。

德國的柏林墻，20多年前就被推倒了，這是制度的勝利，更是民意的勝利。

中國的柏林墻，60多年來依舊屹立著，成了兩岸人民的心結和難以抹去的傷痛。

但是，德國有克倫茨，中國卻有胡溫。胡溫的三和政策，一直不斷在為推動兩岸正常對話、兩黨間的合作等做出積極的貢獻，從2002年起，中國與臺灣的關系漸漸和緩，胡溫以及現任總統馬英九都身系民族大義，以民意為根本指南，多次攜手促成雙方的合作和交流，國共兩黨也實現了歷史性的對話。胡馬會也在緊鑼密鼓的籌謀當中，形勢極為樂觀和明朗。

柏林墻的倒掉，歸根究底是因為東西德人民血脈相連，向往和平統一，但其實東西德合并后，對雙方的發展都是非常有利的。從上文所述，西德盡心盡力地幫助懂得脫貧致富，當大陸和臺灣統一之后，也將是百利無一害的局面。大陸會是臺灣的堅強后盾，臺灣也是大陸的璀璨明珠，相輔相成。現今，所謂天時地利人和都完全具備，此時不實現統一更待何時呢？因此，借東西德統一和柏林墻的推倒，兩岸人民應該深思的是如何讓統一盡早提上日程，一起推倒歷史這面“柏林墻”。

到那時，就如德國總理默克爾所說的：“柏林圍墻倒下是德國現代史上最快樂的一天。”我想，兩岸統一的那天，也將會是中華民族史上最快樂的一天。